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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国会说汉语吗 蒙古为什么不归顺中国

发布时间:2022-08-18 18:54 来源:台祐百科

说到民族融合,尤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,第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北魏,促使北魏成功“汉化”的关键性人物,非魏孝文帝拓跋宏莫属,其汉化的代表性举措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,自此,北魏的全盘汉化正式开启。


770年后,另一个来自草原民族的帝王也把统治中心进行了南迁,他同样也以汉文化爱好者与维护者的身份自居,他同样也重视儒学、任用儒士……但与北魏命运不同,这个帝国最终与“汉化”渐行渐远,直至彻底崩塌。


这个草原帝国就是元朝,这位帝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


忽必烈画像


忽必烈的顾虑

1279年,崖山一役后,南宋覆灭,蒙古人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统治中国全境的草原民族。


一开始,蒙古人的想法很简单,有多大的地盘,就建多大的牧场。


汉人太多?那就杀掉!


耕地太多?那就烧掉!


总之,空出土地来放牧才是王道!


幸而,这种“一根筋”的想法被耶律楚材阻止了。


不过,耶律楚材虽然避免了汉人被屠杀的命运,却也未给出一个完善有效的管理汉地的方案。


待到忽必烈统一中国后,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直接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

也许有人会说,这哪里棘手了?从北魏到辽、金,有这么多的历史经验可借鉴,把它们拿来改改不就可以用了?南宋的那一套官僚体系,照搬过来继续运作不就行了?


不,事情没这么简单。


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(1206年)踏上征服之路开始,直到忽必烈占领华夏,整个过程不过用了73年。


成吉思汗像


在此过程中,蒙古并没有受到华夏文化的太多影响,其内部没有森严的等级与礼仪,也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,绝大多数蒙古贵族不通汉语、不懂农耕,甚至对汉人的文化抱有轻视顾虑


其中,令他们最为顾忌的就是辽、金两朝的灭亡——两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汉化的国家,尤其金朝,其汉化的结果似乎是灭亡得更快了,如此一来,蒙古人如何能放心地选择汉化呢?


辽、金的覆灭近在咫尺,因此,即便是自幼就开始接触汉人的忽必烈,对汉儒文化也始终持保留态度。


忽必烈的转变

1247年,忽必烈与汉儒张德辉的一次帐前问答充分揭示了这一问题:


既见,王从容问曰:‘孔子殁已久,今其性安在?’


对曰:‘圣人与天地终始,无所往而不在,殿下能行圣人之道,即为圣人,性固在此帐殿中矣。’


又问:‘辽以释废,金以儒亡,有诸?’


对曰:‘辽事臣未周知,金季乃所亲见。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,余则皆武将世爵,及论军国大事,又皆不使预闻。其内外杂职,以儒进者三十之一,不过阅薄书、听讼、理财而已!国之存亡,自有任其责者,儒何咎焉!’


……


王又问:‘农家亦劳,何衣食之不赡?’


德辉对曰:‘农桑,天下之本,衣食之所从出;男耕女织,终岁勤苦,择其精美者输之官,余粗恶者,将以仰事俯畜。而亲民之吏,复横敛以尽之,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!’(《岭北纪行》)


忽必烈就孔子、辽金灭国、农耕等问题与张德辉进行了深入探讨,张德辉的应对得当,颇为机敏。


这场问答之后,忽必烈心中的顾虑到底减少了几分犹未可知,不过从结果上看,他终于开始向汉文化抛出了橄榄枝——在张德辉的举荐之下,包括著名词人元问好在内的20多名汉人儒士很快成为了忽必烈的亲信幕僚。


1251年,在张德辉等人的极力吹捧下,忽必烈接受了“儒教大宗师”头衔,并开始提倡“汉人之地行汉法”的观念。


朱熹易学启蒙-元朝刻本


这些投靠忽必烈的汉儒,绝大多数都有经世之才,并非只懂“之乎者也”的酸儒,他们的出现,大大增强了忽必烈汉化的信心。


比如张德辉,他除了有着不错的辩才以外,在政务上也是一把好手,忽必烈登基后,把他安排到河东南北路做官,上任以后,张德辉打击地方豪强,积极整顿吏治,减免苛捐杂税,促使当地的农业经济快速复苏,当地百姓把其奉若神明。


还有一个叫赵复的,忽必烈初次召见他时,就问他“如何才能伐宋成功”,赵复直言:


“宋,吾父母国也,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。”(《元史·列传》)


忽必烈对赵复的忠义之气非常赞赏,没有强行招他入仕,而是让他继续经学研究。赵复也不负众望,为众多经学典籍作注作传,著有《传道图》、《伊洛发挥》、《希贤录》等书,为当时北方的儒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,史学家对此评价为:“北方知有程、朱之学,自复始”。


第一道裂痕

可以说,从张德辉“帐前问答”到忽必烈初登大宝(1260年)之时,忽必烈对汉儒文化的推行都是持积极态度的。


但是,忽必烈登基后的第二年,汉人李璮的叛变使得忽必烈与汉臣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,在忽必烈心中,汉人被打上了“奸诈狡猾”、“不可信任”的烙印,即使是刘秉忠、史天泽等肱股之臣,也受到了怀疑。


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,这恐怕是忽必烈内心最真实的写照。


自此,汉人距离蒙元帝国的权利中心越来越远,蒙古人-色目人-汉人-南人的阶级鄙视链也逐渐形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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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此时的忽必烈虽然对汉人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,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儒学的热情。


一方面,许多汉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朝廷的重用,比如赵孟頫;另一方面,忽必烈又热心学习儒家之法,请徐世隆、王恂等儒生给自己讲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孝经》,尊孔兴学。


1287年,成立国子监;1291年,下令各地设立县学,让蒙古官宦子弟学习儒家经术,史称“儒风为之丕振”


除了忽必烈,帝国的下一位继承者——皇太子真金也是儒学的推崇者


真金自幼年学习儒家文化,先后师从姚枢、窦默、王恂等大儒,被封为太子后,也仍然以许衡、王恂、李栋等汉儒为师,“朝夕不出东宫”。


可以说,真金受汉学的影响比他爹更深,如果不是英年早逝,元朝的“以儒治国”搞不好真的会实现。


而这位皇太子的早逝,实际上也与汉人士大夫有关。


第二道裂痕

1285年,江南行台御史上书忽必烈,说他年事已高,是时候禅位于皇太子了


啧,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,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


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,这就是一大昏招,此举无疑把皇太子架在火上烤!


果然,太子的政敌阿合马等人抓住此时机,竭力构陷太子一党,污告他们意图谋反。


忽必烈对此事的最终处理还算冷静,没有废黜皇太子,但经此一事,他对汉人官吏是彻底反感了,本来已在筹备的科举也就此停下,更糟糕的是,倒霉的太子真金,竟忧思成疾,不久就病逝了


真金的去世对忽必烈造成了很大的打击,也因此再次延缓了元朝汉化的进程,而之后的继承者,也没有了真金的汉化热情。


真金之孙-泰定帝铁木尔像


忽必烈死后的短短74年里,元朝共出了10位皇帝,最短的在位时间只有53天,如此频繁的政权更替,混乱不堪的帝位争夺,彻底耗尽了元帝国的精力,哪里还有空去思考汉化不汉化的问题呢?


蒙古帝国是在强人政治下建立起的庞大帝国,无论成吉思汗还是忽必烈,他们都有着极其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,因此在他们的统治下,蒙古帝国能维持暂时的稳定。


然而,当强人的时代结束,国家走向平稳发展期时,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、完善的官僚体系,以及大批优秀人才的辅助,稍有不慎,帝国就会走向崩塌。


汉儒的经世之学,儒家的宗法体系,显然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,它们对统治者维护自身地位的合法性,维持国家的稳定性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,忽必烈想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,否则也不会一度重用儒生、发展儒学。


然而,历史总是充满各种意外与戏剧性,总有汉人在忽必烈推进帝国汉化的进程中横插一脚,使得忽必烈汉化的信念一再遭受打击,最终,蒙元帝国的汉化在帝王的不断纠结中彻底归于沉寂。





参考资料:


-宋濂(明朝),《元史》;


-张德辉(元朝),《岭北纪行》;


-罗贤佑,“元朝诸帝汉化述议”,《民族研究》,1987.5。